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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强博士出版了新著《国资监管经济学:从价值坚持到制度创新》(东方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王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国资委信息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有经济、公司治理、现代企业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与他人合作出版《奠基—中国经济五十年》(朱镕基总理作序)、《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第二作者)、《公司治理:理论、机制和模式》等学术专著5部,其中《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获得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发表《事实与逻辑: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意义及其改革取向探微》、《构建现代国资监管制度的依据及路径》、《替代、互补与互嵌:市场与企业关系新考察》等论文多篇。早期为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及并购提供咨询服务,自2007年4月起任职于湖南省国资委,具体履行监管企业战略规划编制指导、投资项目审查、国资监管信息化等职责。《国资监管经济学》是作者多年有关国有经济理论思考和实践体会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内容简介

      本书从讨论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中国模式”入手,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不同学术观点后认为,“中国模式”的特征和优势表现为“一条主线、六个结合”,即始终如一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取向改革的主线,同时注重市场自由竞争与政府合理干预的有效结合,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的有效结合,全国市场相对统一和各地区域竞争的有效结合,国有资本、私有资本、境外资本彼此间竞争与合作的有效结合,整体推动渐进性和重点突破激进性的有效结合,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由此可见,国有资本的结构性存在正是中国模式的特征和优势之一。
      部分学者及传媒所鼓噪的诸如国企高效率的不可能性、国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国企存在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国进民退”是与民争利、打破国有垄断就是鼓励竞争等观点,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和坚实的逻辑支撑,大多循着“华盛顿共识”的思维惯性,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只可“复制”和“临摹”,不可升级和再造的“标准版”和“终极版”。我们对有关非议国有经济的各类观点进行深入剖析后得出如下基本看法:(1)以传统国有企业和转轨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研究所得出的国企低效率结论不适用于新型国有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的运营绩效并不总是差于甚至完全可以优于私有企业。(2)国有垄断行业内部人员的畸高收入无疑拉大了国民收入间的差距,但这并非是导致贫富悬殊的首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资本(更确切地说是“资本至上”)才是导致贫富悬殊的根本力量。国有垄断行业的不正常分配状况并非不可救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得到合理规范和有效遏制。(3)权贵资本主义与资本属性无关,权贵既可与国有资本结合,同样可以与私有资本结合,后者结合的广泛性和危害性丝毫不亚于前者。因此,将权贵资本主义简单甚至武断地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并进而得出“国进民退”就是助长和强化权贵资本主义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一结论丝毫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惕和防范。(4)当竞争优于垄断时,无论国有垄断还是私有垄断都必须打破,但在垄断优于竞争的情形下,所谓打破国有垄断并不能真的导入竞争,而是以私有垄断替代国有垄断。不应忘记的是,私有垄断普遍存在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弊端丛生的主要根源。(5)在国有资本客观存在的现实体制中,并购市场中不时出现“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我们应反对的不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本身,而是纯粹单向的或者在行政干预主导下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国进民退”中的“民”只是少部分的“民”,即拥有资本并以资本报酬为主要收入的“富人群体”,代表不了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白领、蓝领及“泥腿”阶层,实质就是私有资本。资本与资本间“争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内在逻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正是资本与资本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才使得市场活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动能得到了最大范围的释放、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满足。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再次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完美无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垄断寡头操控市场及政治等依然是其不可消除的顽症。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上述内在矛盾之所以存在,其深刻根源在于资本至上。资本至上的最大表现就是以“效率第一”的名义维护资本利益,从而导致公平的片面性、不彻底性甚至虚伪性。斯蒂格利茨、考什克·巴苏、马丁·雅克、克劳斯·施瓦布等西方重量级学者无一例外都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体系中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公平,内在的不公平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基因”。
      社会主义奉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体)至上”的新型公平观,“社会至上”意味着既不是劳动至上,也不是资本至上,而是劳动与资本、劳动与劳动、资本与资本间的平等至上,体现为公平实现的全面性、彻底性和真实性,这正好契合了市场经济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价值基础和内在本质,从而成为全面提升市场经济品质和充分释放市场经济潜能的价值基石。公平并非总是与效率相冲突,更多的则是效率改善的源动力,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公平与效率间的有机统一。因此,以“社会至上”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超越以“资本至上”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优势和制度优势。
      我们将以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的社会主义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市场经济称为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成分上反“私有”、在经济体制上“反市场”、在经济要素上反“资本”不同,现代社会主义认同私有经济成分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坚持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的结构性存在是实现“社会至上”或“公平至上”价值追求的制度产物。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突出表现为国有资本利润必须用于实现公平,国有企业必须公平地获得利润,具体体现为以公有资本垄断取代私有资本垄断,使少数独享的私有资本利润转化为可全民分享的公有资本利润,使由资本主导的公司治理转换为资本、劳动主体平等参与的共同治理。
      不容回避的是,国有企业确实存在产权相对模糊、预算约束软化、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等弊端,但我们完全能够通过构建“政资分开、主体到位、权能完整、职责匹配、治理规范”的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彻底摆脱以政府为监管主体,以行政性监管为手段的传统国资监管制度,实现国有经济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融合和有机融合。现代国资监管制度其实是以产权清晰、平等保护和自由流转为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以治理规范和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主体平等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市场制度在国资监管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和本质反映。
      现代国资监管制度是一个全面完整、系统配套、相互支撑、彼此制约的制度体系。就产权层面而言,应破除以“全能政府”为价值内核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观念,建立以“有限政府、专业政府”为价值基础的“强政府”(Powerful Government)体制,全面推进“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实现国资监管主体的非政府化,确保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间的主体平等性,确保国有产权制度符合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在特征,切实维护并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和基础制度。国资监管主体的非政府化是指以与政府机构组建相类似的方式,由人大选举产生非政府性质的国资监管机构,从而确立国资委与政府机构间的硬分离。
      就监管层面而言,一是监管资产范围上,应打破以“无边界、大一统”为价值内核的“大国资” (Big National Assets/Capital)观念,建立以“资源分类、边界清晰、约束硬化”为价值基础的“强国资” (Powerful National Assets/Capital)体制,坚持推进“资资分开”,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具体的操作思路为分设资源国资委、金融国资委和产业国资委。二是在监管职能上,应破除行政监管职能、出资人监管职能“一锅烩”的“大监管”( Big Governance)理念,建立以“专业监管、效能监管”为价值基础的“强监管”( Powerful Governance)体制,实现“一个剥离”和“一个集中”。“一个剥离”是指把应由政府承担的行政性监管职能、由立法机构承担的立法性监管职能等非出资人监管职能,从国资委身上剥离出去,形成多层次的立体国资监管体系,从而既确保“国资委”专司出资人监管职能,又解决了人们通常所担心的“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一个集中”是指把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所需要的股东类权能,全部集中于国资委(即通常所说的“三结合、三统一”),充分体现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在履职上的专门性、地位上的独立性、权责上的完整性以及能力上的专业性。
      就治理层面而言,应在坚持“委企分开”的条件下,以“共同治理”为原则再造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着力构建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新型董事会、以外派的非公务员身份监事和内部的职工监事为主体的新型监事会,并以规范完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等为抓手强化国有公司的外部治理,确保形成地位平等、权力制衡、责任落实、行为专业、运作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总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最核心也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坚持国有经济结构性存在的同时,努力推进国资监管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全面融合。只要我们大胆破除有关国有经济传统观念的桎梏,正确区分国有经济的自身固有弊端和传统体制遗留弊端,遵循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以更高的视野和智慧,全面、深入、持续推进国资监管体制及国有企业运营机制的系统性改革,通过顶层、中层、底层及外层的一揽子制度创新,就一定能打造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资监管主体及新型国资监管机制,打造出动力和活力毫不逊于甚至优于私有企业的新型国有企业。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国有经济实现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融合之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并实现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全面超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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